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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年为省粮可不可以禁酒?历史早有结论

2020-09-07 23:37 投稿人 : bianji 围观 : 100 次 0 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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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类的历史离不开饥荒,在工业革命前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有关于灾年的恐怖记载,就算到了近代也不例外。

既然饥荒当然要想办法节约粮食,所以“酒”就成了众矢之的,在很多人看来这种东西就是寻求刺激的产物,浪费粮食还有害。

如果大丰收,生产些许也就算了,灾年饭都吃不饱再去酿酒简直是犯罪,所以为了大家有饭吃特殊时期必须把酒给禁了。

逻辑很通顺,理由很充分,那么这么做就真的正确吗?

一、禁酒令

自古以来这么想的人有很多,将其付诸于行动的也不少,根据文献记载最早关于酒的禁令是周朝的《酒诰》。

但严格来说,这份文件只是规劝大家不要酗酒,适度饮酒则不在禁止范围,属于移风易俗,维护治安类的法令法规。

真正的全面禁酒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寥寥几次,首先是战乱频仍的三国。

魏武帝曹操“对酒当歌”

由于粮食的极度紧缺,曹操下达了十分严苛的禁酒令,还引经据典历数古代喝酒误事乃至亡国的惨痛教训。

你看,喝酒坏处那么多,干脆大家就都别喝了呗。但是这道法令刚刚公布就引来了朝野上下的激烈反弹,孔融更是在《难曹公表制禁酒书》中辛辣讽刺道:“而将酒独急者,疑但惜谷耳,非以亡王为戒也。”

最后孔融全家被诛和此事也有相当关系,可见曹操决心之大,但结果呢?没多久禁酒令就废止了,曹操自己都喝的兴致勃勃,还作诗: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。”

无独有偶,刘备也是这么想的,蜀汉立国不久就碰上旱灾导致的粮食欠收,朝廷上下力行禁酒。

刘备比曹操还严格些,我都下令禁酒了,你们还留着酿酒工具干什么?凡是敢私藏酿酒工具的统统抓起来!

看这个架势估计是以后都不允许大家再喝酒了。不过《三国志》记载,之后谋臣简雍和刘备出行,看到一男一女在街上行走,便巧妙劝谏道:“彼人欲行淫,何以不缚?”

然后在刘备疑惑不解时又解释道:“彼有其具,与酿者同。”

最后刘备的反应是哈哈大笑,逐步放宽了相关法令,不再禁酒。

如果说曹操和刘备还算是决心不够大,手段不够坚决,那么朱元璋执法够严了吧?洪武皇帝认准的事情可从来不存在法不责众的情况。

《太祖实录》记载,明朝建立之初就严厉禁酒,直接从源头上控制,酿酒不是要用糯米吗?好,全天下都不准种糯米,看你们拿什么酿酒。所谓:“其令农民今岁无得种糯,以塞造酒之源。”

但最后呢?朱元璋还是放开了酒禁,不但如此还带头鼓励喝酒。《明代政纪》记载,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下令在秦淮河盖了十座大酒楼,百姓望风而动。

中国历史上的禁酒令从来没有成功的,哪怕法令再严格,统治者决心再大,短时间内或许会收到些许成效,但最终结果必然是不了了之或者干脆废止。

如果说一次禁酒失败,可能是因为执行不力之类的外在原因,但如果每次都失败,那显然是这道法令本身就有问题。

曹操、刘备、朱元璋等都是绝顶聪明的战略家,他们既然废止禁酒令,必然是发现了法令执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。

那么灾年为了省粮食禁酒到底错在哪里?

二、市场

现代经济学中有句很著名的话,“有需求就会有市场”。换句话说,只要是大家需要的产品就一定会有人生产出来卖。

民众是需要娱乐的,工作之余排解压力是刚需,如果了解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人类寻求刺激的脚步从未停止。

人类对茶叶的需求也是刚需

烟草、茶、酒、咖啡这些可以算是相当温和了,像福寿膏之类的危险品种类更多,甚至可以造成整个帝国的堕落。

自古以来稍有些责任心的统治者都不会对其放任不管,但问题是管理是有成本的,“棍棒打不垮经济规律”,有人买就有人敢卖。

国家安全是无价的,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能用经济去衡量。

由于福寿膏之类的产品危害实在太大,所以为了民众身心健康着想,我们认为不管付出多大的经济代价去禁止都是值得的。

但酒类不同,倡导倡导新风,鼓励适量饮酒之类的,真正造成的危害少之又少,让大家疲劳之余愉悦身心有何不可?

如果非要禁止,酿酒门槛又不高,基本上置办些工具学习学习在自家后院里就能干,你说曹操、刘备他们要禁酒怎么办?

自古以来酿酒就不是什么难事

首先肯定是让巡捕衙役去把酒肆什么的都封掉,然后天天大街上转悠,到处打听看有没有人偷酿私酒,再极端点的挨家挨户搜。

但这些都是有成本的,先不说扰民之类的问题,他们不生产天天督察要不要领俸禄,要不要吃饭?再碰上黑心点的,栽赃、官商勾结都是有可能的。

如果执行力强,或许这么干真的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禁酒的效果,但你节约的那点粮食的价值,比起付出的巨大代价或许连零头都不到。

真的有决心支付这种代价,倒不如拿钱直接到市场上去买粮食来的直接高效。

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提出不同的意见,你讲的这些只有在平常年份,或者粮食略微欠收拿钱仍然能够买到的情况下才成立。

如果真的是大灾之年,什么都比不上吃饭重要,一碗饭救一个人,就算付出很多人力物力来节省一点点粮食,也是值得的!

关于这个问题,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清代干吏孙嘉淦的上疏得出结论。

《清史稿》记载,当时乾隆皇帝下令全面禁酒,孙嘉淦建议灾年可禁丰年绝不可禁,因为各地官吏扰民太厉害不说,私酒也到处泛滥,执法成本太高:“本为民生计,而滋扰乃至此,则立法不可不慎也。”

不过随着在多个岗位上的历练,几年后孙嘉淦发现自己错了,丰年不可以禁酒不错,但灾年更加不可以禁酒!于是上疏反省:“臣前言酒禁宜于歉岁,不宜于丰年,犹属书生谬论。”

那么灾年为什么不可以禁酒呢?孙嘉淦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,原文比较长,但是总结起来大概是以下四点。首先:“且也酒禁之行,无论谪以扰民,而实际终不能禁。”

这个问题就是前文提过的,民间有需求,酿酒又不是高科技,所以你就算压制的再厉害也不可能将酒完全禁绝。其次:“饥谨之余,民无固志,失业即重,何事不为?”

灾年本来粮价就贵,你禁酒就造成了大量守法民众失业,这些人怎么办?没了工作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?还有:“今北地不种高粱,则无以为薪、席、屋墙之用。”

简单来说酒类生产是个产业链,当时北方烧酒的主要原料是高粱,你禁酒农民就不种高粱了,最后居然影响到了建筑业,失业更加严重。

“三朝元老”孙嘉淦能力出众,实属干吏

那么产生了那多么负面影响后,粮食省下了吗?也没有:“若烧酒则用高粱,佐以豆皮、黍壳、穀糠,麹以大麦为之,本非朝夕所食。高粱不售,则必卖米穀以买黄酒。”

你看,本来酿酒还会加些平常不吃的杂粮进去,现在禁酒了,大家搞不到高粱就会用精米去酿酒,消耗的粮食反而更多。

至于黄酒是祭祀的必备品,本来民众把杂粮这些东西加上高粱酿成烧酒换黄酒,现在倒好,只能用精米去换黄酒。

三、规律

以上的分析更加注重细节,但在上疏中,孙嘉淦也曾将其高度总结成理论:“周礼荒政,舍禁去饥。借令禁之不扰,且能永禁。”

“周礼荒政”出自《周礼》,即西周时期朝廷总结的,灾年救荒应该实行的经济政策。

“舍禁去饥”则告诉大家,想要度过荒年就应该放松管制。

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表示,就是“棍棒打不垮市场经济”,酒毕竟和祸国殃民的福寿膏不同,基本属于刚需。

灾年确实缺粮食,具体表现是粮价高,原料成本上涨了酒的成本自然会上涨,比如灾荒比较严重,普通人都快吃不起饭了。

这时候只要有些理智,人们都会倾向于买粮食而不是买酒,市场缩减生产酒的人自然就少了,那谁喝得起酒?大富大贵的人。

富人灾年喝酒看起来确实让人愤怒,但他们人数不多,天天喝消耗的粮食也有限,至少比你禁酒产生的浪费要小很多。

说在再精炼些,除了部分必须要管控的重要物资,民间的刚需日用品交给市场是比较好的选择,灾年更应该放松管制。

因为管控是有成本的,而且越是需求普遍的商品越是管控不住,最后只能造成混乱。

所谓经济学的本质,是追求在一定时间内对物资生产分配的最优解。

至少到目前为止,任何生产分配模式都无法避免浪费,但“市场”终归是现存所有模式中产生浪费最少又最能调动生产力的那种。

参考资料:

《酒诰》

《周礼》

《清史稿》

《三国志》

《太祖实录》

《明代政纪》

《难曹公表制禁酒书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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